第267章 硬着头皮闯了进去
作者:南瓜乌龟   古今中外奇案录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在清朝中期,四川这片土地上,苛捐杂税如乌云压顶,让百姓喘不过气来。同治十一年,东乡县(今宣汉县)的农民袁廷蛟,因为不满县衙和大户们的无情盘剥,决定与舅舅一起,挺起胸膛,前往京城告状。结果他们被扣上“鲁莽叩阍”的罪名,被遣送回四川,遭受了总督的责杖和枷号之苦。但袁廷蛟是个硬骨头,他并未屈服,反而更加坚定了上告的决心。
    到了光绪元年,袁廷蛟摇身一变,成了农民领袖,他率领着700多名愤怒的乡亲,齐聚县府,要求县令减轻百姓的粮税负担,并清算那些不公的账目。短短几天内,饿着肚子前来请愿的乡民们如潮水般涌来,人数激增到2000多人。
    然而,东乡知县孙定扬却是个狡猾的家伙,他见势不妙,便两次诬告袁廷蛟聚众滋事,并上报到成都请求派兵镇压。四川总督文恪一听东乡是白莲教的首义之区,立刻觉得那里是“盗匪渊薮”,于是下令提督李有恒带着2000名士兵前往东乡“剿匪”。这场剿灭行动惨烈无比,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得血流成河,1000多条生命就这样消逝了。
    袁廷蛟父子幸运地逃脱了这场灾难,他们几经波折来到了北京,准备向皇帝告状。然而,命运似乎对他们并不眷顾,告状不成反被押解回川。更令人愤怒的是,朝廷竟然命令东乡惨案的直接参与者文恪来查办此案。文恪这个老狐狸,一面欺上瞒下,谎报案情;一面又对袁廷蛟父子严刑逼供,企图让他们屈服。
    这时,几位了解冤案内幕的监察御史站了出来,他们接连上奏朝廷,揭露了文恪的罪行。朝廷终于震怒,将李有恒和孙定扬革职查办。而文恪这个老狐狸,自知罪责难逃,竟然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前任川督,企图让死人替他受过。
    然而,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。光绪三年正月,朝廷突然将文恪调任为山东巡抚,而原山东巡抚丁宝桢则升任四川总督。这一变动让东乡的百姓们看到了希望,他们相信在丁宝桢的治理下,四川将会迎来新的曙光。
    在清朝的官场里,丁宝桢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。这位老兄,人如其名,刚正清廉,就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。想当年,同治八年,他“前门接旨,后门斩首”,把那位慈禧太后身边横行不法的太监安德海给办了,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喝彩。连曾国藩都夸他是“豪杰士”,可见这哥们儿不是盖的。
    可谁曾想,这位铁面无私的丁大人到了四川之后,却变得有些犹豫不决。他整顿吏治、发展经济,都是一把好手,但唯独对那朝廷明令彻查的东乡惨案,他却像是蜗牛一般慢吞吞,久久不见动静。
   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,丁宝桢虽然是个清官,但也不是圣人,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。这次他和文恪对调,虽然官升一级,但去的是个烂摊子,既是朝廷和清流对自己的期望,也是慈禧太后给他穿的小鞋,这祸福还真难测啊。
    文恪那厮,皇室贵族,朝中有人,眼下还在自己的老窝山东省蹲着。丁宝桢心里明白,要是自己查出文恪等人的问题,文恪那厮一定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发难,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他怎么能乱揭这位前任的烂疮疤呢?
    可他不知道的是,这文恪早就打好了算盘。他重金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,与丁宝桢对调,就是为了让双方都在新的任所里为各自原任的弊端互相遮掩。这样一来,他们都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,何乐而不为呢?
    于是,丁宝桢一番思忖之后,决定拖泥带水,将东乡案定性为“暴民造反”。这样一来,既不得罪文恪,又能保住自己的官位,可谓一举两得。但这样的处理方式,真的能让百姓满意吗?丁宝桢心里也清楚,这只是权宜之计,但在这波诡云谲的官场里,他又能如何呢?
    东乡的血雨腥风渐渐平息,但留下的冤案却如悬在朝廷上空的乌云,久久不散。新总督丁宝桢对此案束手无策,朝野上下议论纷纷,朝廷只得再次出招,派前任两江总督以省亲为名,悄悄潜入四川,誓要揭开这桩血案的真相。
    两个月后,真相大白于天下,可这案子却像蜘蛛网一般,牵连甚广,甚至触及了朝廷的几位高官。钦差大臣面临巨大的压力,只好将所查案情如实上报。然而,四川的某些官员却玩起了“反间计”,伪造证据,指派李有恒之母进京鸣冤,反咬钦差一口,说他收受乡民贿赂,并未深入调查。这一下子,事情就闹得满城风雨,人心惶惶。
    清流党纷纷上奏,要求严惩凶手李有恒和文恪等人。刑部也是一头雾水,这黑暗到家的清政府,竟然只是轻轻地点了丁宝桢一下,说他“轻纵案犯”,然后降了他的官职,但仍让他继续担任四川总督,观察后续表现。这东乡冤案,似乎就这样成了一桩无法翻案的铁案,人们都在猜测,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算了?
    然而,正当这冤案看似要石沉大海时,一个不信邪的硬骨头站了出来。他就是时任正六品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。张之洞,这个名字,在东乡曾经响彻云霄。他曾任四川学政,光绪二年夏天主持府考时,东乡县的考生们纷纷在答卷上写下东乡血案的真相,以此拒绝考试,为死难乡民申冤。张之洞看到这些,心中五味杂陈,但他当时只负责教育,对这等大案要案无能为力。
    然而现在,他张之洞要挺身而出,冒天下之大不韪!他可不是什么莽夫,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。他深知,清朝地方官员对百姓的压榨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,如果这东乡冤案不能翻案,恐怕会引发更大的民变。想当年,林则徐能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今天他张之洞也要站出来,为受害百姓申冤,实现自己早年“虎豹当关卧,不能遏我言”的抱负!
    在波谲云诡的清朝官场,张之洞是个工于心计、擅长揣摩上意的老狐狸。他26岁便中探花,进士及第,一跃成为翰林院编修,还因那句“声声祝慈禧太后,万寿无疆”的机敏对联,赢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睐。
    张之洞聪明绝顶,入仕后他看清了朝政的走向:慈禧太后有意扶持清流党,制衡那些洋务派的大佬们。他凭借敏捷的才思和犀利的文笔,迅速成为了清流党的中流砥柱。更妙的是,当吏部主事为了反对慈禧让光绪即位而自尽时,张之洞却巧妙地站出来为慈禧辩解,让慈禧太后欠了他一个大人情。
    这时,东乡血案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,悬在朝野之上。张之洞心里盘算着:这是个机会,还是个陷阱?他明白,如果这案子翻不动,自己的仕途可能会受挫,但至少还能保持清流的美名。但若能翻案成功,不仅能解救那些冤死的百姓,还能让慈禧太后赢得民心,而他自己,自然也能水涨船高,平步青云!
    丁宝桢被东乡血案困在笼子里,无法脱身;而张之洞却像个勇敢的斗牛士,硬着头皮闯了进去。他反复权衡利弊,最后决定,这案子,他得翻!
    张之洞做事向来滴水不漏,谋定而后动。他借慈禧召见的机会,轻描淡写地提起自己曾在四川学政任上,对东乡血案了如指掌。他先是赞扬了慈禧在该案中的公正与同情,然后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掌握的证据和翻案的意愿。慈禧太后想起之前的人情,便爽快地同意了。
    这一步,张之洞走得妙极!他知道,东乡血案将成为他仕途上的重要一步,也将成为他超越丁宝桢的关键所在。果然,后人对张之洞的评价,确实比丁宝桢高出了那么一截。
    有了慈禧太后这棵大树撑腰,张之洞可谓是胆大包天,一天之内连续上了三道奏折,这可是破了清朝官员单日上奏的纪录,简直是火箭般的效率!他这是要为民申冤,决不让那些皇亲贵胄逍遥法外。在这三道奏折中,张之洞详细阐述了东乡血案的始末,直指县令孙定扬等人“诬民为逆”、滥杀无辜的罪行,并揭露了这一切的根源——孙定扬违法加收百姓苛捐杂税。他斩钉截铁地指出,孙定扬就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。
    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后,震惊不已。同时,她也被张之洞的胆略和见识所折服,不禁赞叹道:“你这小子,真是办事得力,既为百姓申了冤,又为朝廷纠了错,真是功德无量啊!而且你这奏折写得,简直比那些老古董们还要出彩,一下子就点中了要害!”
    光绪五年十月,慈禧太后下令刑部将东乡血案平反昭雪,判决孙定扬、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,由原来的革职改为秋后处斩;判文恪、丁宝桢等人犯渎职包庇罪,交刑部议处;其他数十名相关官员也均依法量刑定罪。这样一来,东乡事件从“叛逆”变成了“闹粮仇斗”,而袁廷蛟则成了“引贼劫掠,罪犯应斩”的罪人。
    为了防止袁廷蛟翻供或拖延遭赦减,丁宝桢这个与朝廷上下心意相通的老狐狸,秘密命令狱卒在成都狱中打死了袁廷蛟,并毒死了他的儿子,然后以“病死”上报。这一招可真是狠辣,直接断了袁廷蛟的后路。
    张之洞的这次豪赌以惊天逆转完美收官。十月份,他就被晋升为司经局洗马,虽然只是从正六品升为从五品,但在这个官场风波中,他已经稳稳地站在了胜利的船头。
    而丁宝桢虽然从一品降为四品,正印总督也改为了代省长,但他毕竟是丁宝桢,栽了大跟斗依然宠辱不惊。他拨款大修都江堰,创办四川机器局,开启了四川省近代工业的开端。在任四川总督的十年间,他励精图治,锐意改革,“诛匪几尽,声为道不拾遗”。光绪十二年,丁宝桢病故于任所,因为政清廉,丧归时,靠僚属集资方能成行。这虽然是后话,但也足以看出丁宝桢在四川人民心中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