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九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
作者:耕文轩主人   东坡往事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谁知,当苏轼的奏议刚刚送达朝廷,宋神宗看过后,当即下诏即日召见。

    据说,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,若有所悟地颔首说,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,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,一切都释然了。

    所以,才决定即日召见。

    看到苏轼,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,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?

    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,“只得”斗胆上奏说,微臣私下里认为,陛下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人太锐。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,然后再应对之。

    神宗竦然接受说,爱卿所言,朕一定详思之。

    这次的皇上在便殿里召对苏轼,苏轼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,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,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,指陈为政的得失,不要有所隐瞒。自那以后,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,都会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。

    短时间内,苏轼上了《议学校贡举状》后,又一鼓作气地上了《议买浙灯状》与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。

    苏轼虽然耿直,却也并不莽撞。

    毕竟自幼饱读诗书,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,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。

    在家丁忧两年多,归来已是熙宁三年(1069年2月),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。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,不可冒失,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,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。

    就这样过了一年,苏轼都没什么动静。

    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,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,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,朝中大臣一片哗然,支持声、反对声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苏轼因为官位低,对情况了解不深,没有轻易开腔。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,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,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观察,岂能鲁莽行事(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)。

    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,那也绝不可能。

    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,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,必须言之有物,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。深入观察了一年,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,至少打好了《上神宗皇帝书》的腹稿,但他没有写出来,而是借用一件小事“投石问路”——递上了《谏买浙灯状》。

    元宵佳节皇宫买灯,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,皇帝纳谏或不纳谏,都无伤大雅。这里苏轼留下了伏笔:如果皇帝纳此谏,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;如果皇上不纳此谏,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,甘愿受罚罢了。

    买浙灯之事说小也不小,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原则性问题,绝对值得一奏。

    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:

    熙宁四年元宵节,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庆贺一下,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,全部低价卖给皇家。苏轼认为,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,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,太浪费了!皇家也要崇尚节俭。

    而神宗却认为,扎个纸灯笼成本不值几个钱。这也说明神宗皇帝在皇宫大院长大,年纪轻轻的(要知道,苏轼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)考虑问题很不周全,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穷苦的手艺人,灯笼是他们全家的口粮,大老远送到京城来卖,成本除了材料钱、手工钱,还有运费、贷款的利钱等。

    往年都是自由交易,价格能卖得高些,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,还低价收购,那是要亏本的。于是苏轼耐心向皇帝说明情况,请求收回成命。

    谁知,过了不久,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,把买灯笼的安排取消了(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士,热情满满)。

    苏轼非常激动与受宠若惊,紧接着就又上了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。

    《上神宗皇帝书》,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,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。

   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,在军事方面,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。因为军事与外交等重大的工作,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。

    当时,契丹、西夏疆域虽广,但多为不毛之地,或因气候原因无法耕种。由于环境恶劣、资源短缺,势必得向外拓展,压缩北宋生存空间,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。

    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,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,重蹈李唐覆辙,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,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。

    但是,此举虽然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,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,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。一旦战争发生,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。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,但矫枉过正,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。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,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。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,武人心理失衡,不思进取,畏战心理严重。

    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,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信心,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“守内”一面。后来,继任者不思振作,宋廷逐渐形成了“守内虚外”的国策。

    所以到了北宋中期,被洗过脑的像苏轼的这类文官,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。例如,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:“国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浅深,不在乎强与弱。”历史证明,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,反以修道德、务本业为根本,完全是舍本逐末。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,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,而是大谈礼义道德,宋人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。

    ——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“历史局限性”吧!

    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,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。

    据史料记载,有一天,神宗问王安石道,苏轼的为人如何?

    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,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,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里会重用苏轼,所以连忙说:

    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?

    神宗道,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,所以决定召见。并且苏轼还对朕说,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,这样并不好。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,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,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,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。

    又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,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。苏轼这些话,爱卿认为如何?

    安石道,陛下给臣僚加官,不会不加考实,虽然加官但有何害?

    神宗又道,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,他说先动者为客,后动者为主。主常胜客,客不常胜,治天下亦然。人主不欲先动,常以静应之于后,乃胜天下之事。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?

    安石道,苏轼说的有些道理,但是(注意这个但是),这都是“道之经”,而非“道之变”,圣人之于天下,感而后应,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。但是(又一个但是),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。譬如用兵,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,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(我们注意到,堂堂大宋朝的命运,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)!

    神宗道,爱卿所言极为精辟!照你这么说,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?

    安石道,微臣已多次上奏,试人当以事。

    其实,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是吕惠卿。

    后来,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说,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,是否可以一用?

    曾公亮说,京师尚没有人选。

    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,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:

    曾公亮,字明仲,号乐正,泉州晋江县(今福建省泉州市)人,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。

    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,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,且器度不凡,为人“方厚庄重,沈深周密”。

    宋仁宗天圣二年(1024年),曾公亮登进士第,授会稽知县。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、端明殿学士、参知政事、枢密使等职,在嘉佑六年(1061年)以吏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。

    宋英宗即位后,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。宋神宗即位后,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、昭文馆大学士,累封鲁国公。之后因年迈罢相,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,又判永兴军,最终以太傅致仕。

    元丰元年(1078年),曾公亮去世,年八十。获赠太师、中书令,配享英宗庙廷,赐谥“宣靖”,是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《武经总要》,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。

    王安石道,苏轼没有外放过,居京不会长久,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。

    神宗道,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。

    王安石赶紧说,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,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,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。以苏轼的个性,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,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,坏了变法的大计!

    陛下用人,必须要再三考察,实可用乃用之。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,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,因此断不可轻用!

    君臣的这一番对话,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多了一道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