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四章 转战密州——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诞生地
作者:耕文轩主人   东坡往事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熙宁七年(1074)十月,苏轼由海州启程赴密州(今山东诸城),本来计划沿清河绕道济南先去探望一下六年未见的弟弟子由,但未能如愿,遂于马上作《沁园春》词寄给子由,借此聊慰离情。

    苏轼兄弟感情笃深,终其一生都未曾稍变。子由后来的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洋洋数千字,澹泊克制,沉痛在骨,实为其一生文章巅峰之作。比如“公始病,以书属辙曰:‘即死,葬我嵩山之下,子为我铭。’辙执书,哭曰‘小子忍铭吾兄’”等语,令人读之酸鼻不已。他在铭文中评价苏轼“心之所涵,遇物则见。声融金石,光溢云汉”,又可见二人不单单是兄弟,更是平生之知己。

    关于这首《沁园春》词,上阙云:

    孤馆灯青,野店鸡号,旅枕梦残。渐月华收练,晨霜耿耿;云山摛锦,朝露漙漙。世路无穷,劳生有限,似此区区长鲜欢。微吟罢,凭征鞍无语,往事千端。

    值得一说的是,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元好问以为本篇非苏轼所作,特别举出下片“当时共客长安”以下数句,称其“鄙俚浅近,叫呼炫鬻,殆市驵之雄,醉饱而后发之。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,而谓东坡作者,误矣”,言辞无比犀利。

    元好问的词坛地位虽然不容忽视,但这段话似难免主观臆断,更缺乏文献佐证,故后人附和者寥寥。然而,元好问的评价可以从侧面看得出,这首苏轼的代表作《沁园春》在民间的流传至广。

    又有小说家杜撰说,当时的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《沁园春》词之后,龙颜大怒,遂将苏轼贬谪到了黄州。甚至神宗还愤愤地说,让这位苏某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吧,看朕与王介甫如何治理天下。弄得后世的绛(今山西忻州、甘肃陇中一带)人孙安常也是一头雾水,一时搞不清也这首词到底是不是苏轼所为。

    在赴密途中,苏轼从邸报中得知,周邠将出知乐清县(今属温州),即去信祝贺。一路上,还屡屡收到堂妹夫单锡同年的问候书信。

    其实,苏轼在海州时本计划经清河绕道济南,与弟弟苏辙相聚之后,再赴密州,但考虑到天已入冬,清河定会结冰,无法行船,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地濒海而行。

    腊月初三,几经辗转,苏轼才终于到了密州任上。

    宋时,密州属京东东路,也称高密郡,属安化军节度,治所在诸城县。密州下辖四县:诸城、安丘、莒、高密。

    到任之后,按照惯例,苏轼先上了一道谢表。

    在谢表中,苏轼先是自谦地说自己离开朝堂已经屡更年岁,笔砚上已经落满了灰尘,自己以前的所学已经逐渐忘记殆尽。自己这次求得的到密州任职,乃是蒙受了皇上的隆恩,因此自己到任之后,一定会推行善政,安邦抚民,云云。

    苏轼知道,此时滕元发(字达道)正知青州。

    滕元发,初名甫,字元发。以避高鲁王讳,改字为名,而字达道,浙江东阳人。后因父亲葬于吴地,遂为吴人。说起来,滕元发和范仲淹还是老表关系。此人后来曾历经青州,应天府,齐、邓两州。滕元发治理边境十分威严,威振西北,曾号称为名帅。

    因河水结冰,苏轼只得从海州直接正北到密州了。当时的青州知州由京东东路安抚使兼任,京东东路下辖八州一军:青、密、齐、沂、登、莱、潍、淄州和淮阳军。所以说,苏轼还要在滕元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面对滕元发这位老朋友兼上司,苏轼此次也无缘相见,只得修书一封致歉。

    让人称奇的是,小小的青州府,宋代在此任职的官员中却出了十几个宰相:寇准、富弼、范仲淹、文彦博、欧阳修、赵抃、曾布、刘挚等,这绝不可能是普遍现象。因为这些人都能够官至宰相,而且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。他们以宰相的素养来出知青州,青州的繁荣,青州的富强,是毫无疑问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
    到了密州,其时京东路转运(总管转运司庶务,兼督察属吏)为李察(字公恕),段绎为提刑,全称提点刑狱公事,简称提刑官,主要掌管刑狱之事,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。

    在以苏轼为核心的密州领导班子成员中,齐人刘庭式(字得之)任通判,赵杲卿(字明叔)、章传(字传道)、陈开(字发明)为州学教授。

    这位陈开,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对他甚为器重,加之诸位学生的苦苦挽留,小陈留在密州充任学官长达七年之久,以至于自苏轼起密州的儒学之风大盛。当今我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就出自高密,我们自然不能排除苏轼的到来对后世莫言先生文学之路的影响。

    密州治所所在的诸城县县令,名叫赵昶(音常),字晦之。

    在密州,苏轼收到了苏州的老朋友姚淳(今篮球巨星姚明的先祖)的邀请信,老姚想让苏轼为“三瑞堂”题额。姚淳以孝闻于乡里,据传其先人的坟墓上生有甘露、灵芝、麦双穗之异,故名堂曰三瑞。苏轼为姚淳题写的《三瑞堂》一诗中,有“枫桥三瑞皆目见”之句。

    三瑞堂位于今苏州市阊门之西的枫桥街道,枫桥最早的园墅,或许便是北宋时颇足雅致、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园亭“三瑞堂”。姚淳与苏轼是为知己,所以苏轼每逢来苏州,必前往三瑞堂作客畅饮一番。

    《吴郡志》录有一个姚淳送惠香给苏轼的段子:

    当时苏轼给姚淳题写完三瑞堂后,姚淳送给苏轼惠香八十罐。苏轼收到后,手书致谢姚淳说,姚君笃善好事,其意极可嘉。然不须以物见遗,惠香八十罐,却托还之,已领其厚意。

    这就是苏轼交友重情轻物,演绎出的一段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佳话。

    要知道,在当时惠香是很值钱的东西,八十罐惠香相当于今天的几万乃至几十万。

    苏轼在后来给虎丘通长老的信中说,姚君笃善好事,其意极可嘉,然不须以物见遗。惠香八十罐,却托还之,已领其厚意,与收留无异!

    初来乍到,就在苏轼忙于处理一些人际交往上的杂事时,朝廷突然颁布了手实法。

    手实法,原来由于当时的免役法出钱或许不均,吕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、曲阳(今属河北)县尉吕和卿的建议,制订出了这一法令。

    此法令规定:老百姓须自报财产,以定户等高低,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。为了防止有人少报,更是明确宣布,奖励知情人告发。对于这种悬赏告密者的做法,苏轼极为反感,认为此举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。

    这种手实法亦称“首实法”,其实不是吕惠卿兄弟的首创,还是抄袭唐宗时官府令民户自报田地和财产作为征税依据的办法。如今的吕惠卿又创制五等丁、产簿,规定申报的项目极为广泛。尺椽寸土,鸡豚家畜均预陈报,如有隐匿,许人告发,并以查获资产的三分之一为赏,后来终以扰民太甚,不久废止。但在当时,朝廷严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机构——司农寺将此通告下发各路,如若不能限时执行的,按违制论处。不幸的是,这种不伦不类的抄袭之作,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许可。

    神宗时,司农寺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机构,常平新法(即青苗法)、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、保甲法等都由它制订或执行。

    面对这样荒唐的法令,苏轼愤然对司农寺的提举常平官质问道,违制之坐,若是来自朝廷,谁人敢不执行!然而今日的手实法出自你们司农寺,这简直就是擅自造律,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?

    司农寺的官员大惊失色,连忙制止道:苏学士,我们姑且先不要论及这件事!

    转眼间,已经到任密州多日了。映入苏轼眼帘的是蝗灾与旱灾相仍,盗贼日渐猖狂。加上天旱不雨,小麦无法下种,苏轼预测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,盗贼为害的程度只怕会更甚。山东之地,与河南一样,自古就是国家的腹心根本之地,王者得之便可称王,但狡猾凶残的盗贼得之亦足以扰乱天下。

    针对百姓饥饿流离的现状,朝廷用于救济的常平粮食,虽已发放殆尽,但到处仍是饥饿的百姓,就连过去的蓄积之家,如今也都被拖垮了。

    京东一带,以前的官府从来不专卖食盐,沿海的下层民众尚都指望贩盐为生。此前仁宗朝时,蔡奇任密州知州,当时的东南地区发生饥荒,蔡奇就请求仁宗取消了盐禁,正是由于这一决策,才使得东南地区的百姓没有遭受饥饿的困扰。

    基于此,苏轼在上奏朝廷的奏状中,除了详细地列举了密州一带的蝗灾、饥饿与盗贼的问题之外,还深刻地向朝廷阐述了手实法的种种弊端。

    苏轼说,如今的东南民众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现在又开始推行手实法,此举无非是想均出役钱。手实法虽然条目繁多,看似周密,然而大都要靠检举揭发。过去治国平天下者,最讨厌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,以至于乱了习俗。所以才制订了“不干己”法,但仅限于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。而今天的这个手实法,有开历史倒车之嫌。过去那些告发之徒,多是一些凶恶奸淫之辈,州府县对于这类人,总是想方设法除掉而后快。目下朝廷却又欲招用并重赏这帮人,这些举措难道会是君王敦厚政教、推行仁政的本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