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七章 北宋文人世界里的科学家——沈括
作者:耕文轩主人   东坡往事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对于杭州通判一职,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,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,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职权范围就行。何况,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。

    诏命下达后,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,先去宛丘(即今天的淮阳县,古时又称陈州,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)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,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。

    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,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“叫兽”,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。

    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,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,正常的权力交接,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,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。诸位官员,限满不至者,有“一日笞十,十日加一等,罪止徒一年”。此外,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,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。

    但是,在实际的操作层面,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。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,如欧阳修、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,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、观山游景。

    所以说,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,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。

    至于此次的朝廷任命,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,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,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。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,但中书省不同意,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。

    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(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)通判,可拟奏递上去后,朝廷批示:苏轼出任杭州通判,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,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。说来说去,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,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。

    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,美不胜收,正合苏轼的心意。也就是这一决定,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    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,苏轼心中一阵喜悦。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,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《初到陈州》中了解到的,“谋拙身无向,归田久未成。来陈为懒计,传道愧虚名”。

    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,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,“闭户时寻梦,无人可说愁”。这是一种轮回,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,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。据说,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,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。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,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,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,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?

    离开京师前,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,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。

    表哥所到之处,诗不离口,竹不离手。来到京师不到一年,就自请还乡任职。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,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。因此,我苏轼只要是望竹兴叹了!

    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,所幸,这几日蜀地两位青年人:青神县老乡蔡褒(字子华),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,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。

    蔡褒,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。而这位史厚同志,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,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,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。但是,苏轼因为天生豁达,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,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。

    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,信中说得知宝月大师如今身体康健,一切平安。苏轼欣喜之余,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,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,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。但是,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,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。

    动身前,得知筠州(今江西省高安、宜丰、上高等市县地)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,苏轼写诗送之。

    这位刘恕,字道原,也是一位官二代,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,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。其父名刘涣,字凝之,欧阳修的同学(同科进士),初为颍上令,后因刚直不屈,弃官而去,归隐庐山三十余年。

    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,笃好史学,上下数千年的历史,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。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《资治通鉴》之时,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,司马公对英宗说,我们的馆阁之中,人才是不少,但是专精史学者,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。

    在协助《资治通鉴》至书成之后,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,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。死前家中一贫如洗,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。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,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,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。后来,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,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,于熙宁九年(1076)不远千里,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。

    在此前南归的途中,刘恕不幸遭母丧,悲痛欲绝,兼之一路风寒,不久就得了风挛疾,右手足偏瘫。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。虽卧病在床,仍然“苦学如故,少闲,辄修书,病亟乃止。”除负责所编的《通鉴》长编未完稿外,原计划撰写的《通鉴后记》也没完成,便赍志而殁了。这是后话。

    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,后来王安石执政时,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。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,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。

    刘恕曾批王安石道,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,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,而他却改弦易张、背道而驰,把利益放在了首位。

    那时候,王介甫权势震天、不可一世,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,而刘恕却气愤不已,当面去向他理论,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、不得人心,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。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,刘恕却毫不在意。在人多的场合,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,也是畅所欲言、无所顾忌,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。

    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,自度京师难留,便请求到南康(今星子)监酒税,归养自己的父母。

    这次的归觐南康军,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,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,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。

    监酒税,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,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。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,购买曲货多者,准令开店酤酒,三年为期,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。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,官府征税。

    话归正题。

    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,作为同道兼知己,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。

    在当时的政坛之下,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,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,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,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在诗中,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,用孔融比刘恕,“孔融不肯下曹操,汲黯本自轻张汤”。

    日后,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,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,不过,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,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,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。

    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,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“反诗”,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。殊不知“文忠”二字,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。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,真是少之又少!

    熙宁四年(1071),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,进京述职,。

    这是自熙宁元年(1068)八月母亲病逝,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。此番进京述职后,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,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。之所以又这样的任命,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。

    不得不说的是,沈括的出现,使得这位“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”与苏轼有了交集。

    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,但是沈括兄弟(兄长沈披)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。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,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。

    沈括,字存中,号梦溪丈人,浙江杭州钱塘县人,也是一个官二代,北宋政治家、科学家(注意,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)。他被誉为“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”“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”,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,代表作有《梦溪笔谈》《良方》《灵苑方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