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陆行出川,父子三人名动京师
作者:耕文轩主人   东坡往事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嘉祐元年春天,老苏父子三人正式动身。

    过成都时,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(说明苏老泉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),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,还修书一封,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,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六科考试。

    六科: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。

    唐六科为明经、进士、秀才、明法、明书、明算。到了宋景德、天圣年间时,其六科为:一、贤良方正,能直言极谏;二、博达坟典,明于教化;三、才识兼茂,明于体用;四、详明政理,可使从政;五、识洞韬略,运筹决胜;六、军谋宏远,材任边寄。到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及海南时的绍兴年间,又以文章典雅、节操方正、法理该通、节用爱民、刚方岂弟、智勇绝伦为六科。

    对于六科这种“小儿科”,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。

    因此,三月二十八,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,观看了卢楞伽笔迹。

    卢楞伽,一作棱伽,唐时长安(今陕西西安)人,生卒年不详。自汴入蜀,为画圣吴道子弟子。画风细致,咫尺间山水寥廓,形象精备。尤擅佛像、经变,画过许多壁画,肃宗乾元初(75在成都大圣慈寺,曾画《行道高僧像》数堵,颜真卿题字,时称“二绝”。

    嘉祐元年三月是闰月,闰三月,三苏父子从成都启程,走陆路,经过剑门关,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,游览了崇寿院,再经扶风县过长安,经华清宫出关中,走到河南府的渑池县,在一个县中寺舍里留宿时,还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(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)。

    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,五六月间终于抵达京师开封。

    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,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,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。耕文轩主人认为,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,没有舟行闲适,写诗极为不便,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,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。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,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什么一个有别于我的结论。

    但可以肯定的是,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(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提及),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。

    安置停当,苏洵即作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,然后又将所作的《洪范论》、《史论》呈给欧阳修。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(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)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如获至宝、大加称赞,称其论议“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,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”。

    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,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,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,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,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。

    七月十三,朝廷发榜,范师道、王畴、胡俛、韩彦、王瓘、宋敏等人考试开封举人。

    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:

    范师道字贯之,吴县(今苏州市相城区)人,范仲淹的老乡,侍御史。

    王畴字景彝,曹州(今山东曹县)人,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。

    胡俛字公瑾,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。

    韩彦,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。

    王瓘,太常博士集贤校理。

    宋敏,太常寺丞集贤校理。

    立秋后,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。

    应开封府解,着苏洵、林希(字子中)、王汾(字彦祖)、顾临(字子敦)、胡宗愈(字完夫)同试景德寺。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,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,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,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,——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。

    林希,福州人。

    王汾,济州钜野(今山东巨野县)人,王禹偁曾孙。

    顾临,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。

    胡宗愈,常州晋陵(今常州市区)人。

    参加考试前,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(字君懿)的真心馈赠,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。

    诸葛笔,唐宋时名笔。亦名“散卓笔”。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。诸葛氏制笔有术,技艺精湛,锋毫尖锐,外形圆润,铺下不软,提起不散。据说,宣城特产的诸葛笔,笔头是用鼠须制成,故又称“鼠须笔”。相传此笔的制法,不用柱毫,不分心副,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。硬软适人手,百管不差一。能做到尖、齐、圆、健四德具备。

    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,以此相赠,方显两人的交情,苏轼知道,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。

    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考试。

    不久后榜出,明州鄞县(今浙江宁波鄞州区)人袁毂(字容直,一字公济)高居榜首,苏轼名列第二,苏辙也榜上有名。

    九月十九,苏老泉撰《送石昌言使北引》,命苏轼书写。

    石扬休,字昌言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眉山市)人,是苏轼父子标准的老乡。

    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,又再接再厉地上书《上韩枢密书》、《权书》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,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(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,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)。

    深受鼓舞、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:

    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,好名则会多树私恩,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。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则呢?

    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,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,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。先把皇帝开脱出去,自然把“天下之兵,豪纵至此”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,是由于大臣“好名”、“惧谤”、“树私恩”、“执法不坚”造成的,明眼人都知道,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。

    其实,苏洵并不了解狄青,这里只是人云亦云。狄青出身微贱,以功以忠擢升重臣,是北宋一代名将。

    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,不会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的一面之词,因此,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,置之不用。

    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,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——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,就前去拜见。(三司使,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。三司总理财政,成为仅次于中书﹑枢密院的重要机构,号称“计省”,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“计相”,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。)

    在张府上,张安道(方平字安道)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:

    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?

    老苏赶忙答道,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《前汉》。

    张安道又问,全书看完过两遍了吗?

    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,苏轼不屑地说,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?

    后世有人评论,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!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《十七史》,短短一月即还,说已近看完,此人天资强记,数行俱下,就连前辈中的宿儒,也罕有人及。

    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(张方平的谥号),张文定趁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业考试,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,因此共出六道题。令人拿给苏氏兄弟去,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。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,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。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,指着给哥哥看,哥哥不言,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,说“管子注”,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,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,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。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,更为惊喜,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,并无出处,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。

    次日,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,不无惊喜地说,两个儿子都是天才,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,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,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!

    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,在镇守西蜀时,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、苏辙,深表器重,并积极为之延誉。曾推荐苏轼为谏官,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时,张方平也受到牵连,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,依然奏章论救,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他。

    在京师开封,兄弟俩业余时间聚到一起,潜心于研读探究《公羊》《毂梁》《左氏》三传。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,书读多了,对不学无术之辈,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,苏轼兄弟同样也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。“颇见纨绔中,齿牙厌梁肉”

    嘉祐六年正月初六,由翰林学士欧阳修(字永叔)主持的贡举开考,翰林学士王珪(字禹玉)、龙图阁直学士梅挚(字公仪)、知制诰韩绛(子华)、集贤殿修撰范镇(字景仁)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。《宋史·选举志》:凡进士,试诗、赋、论一首,策五道。

    参加省试的苏轼撰写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

    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,还美其名曰“太学体”,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,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,一律会被淘汰掉。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“狼子”、“豹孙”、“林林”、“逐逐”之语,怪诞如“周公枰图”、“禹操畚锸”、“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”之说。

    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,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,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。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,一日得到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考卷,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。

    欧阳修非常惊奇,以为遇到了异人,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,但又转念一想,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,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(字子固)所作,要是录为第一,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。

    因此,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。